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

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愉快。

那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缺了开头，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旅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

我真想亲切地、甚至是带着友情地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劳神。

他企图变换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去当父亲吧。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不，我的孩子，我在您这里就是父亲。但您不明白这点，因为您的心是迷茫的。我为您祈祷。” 这时，不知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他的神气不是那么确信有把握吗？但他的确信不值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否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干脆就像行尸走肉。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对我即将来到的死亡，都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没有干过那；我做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以后呢?似乎我过去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我也许会被判无罪的黎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其他人的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重要?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生活幸运儿都像他这位神甫一样跟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所尊奉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者，世界上只有幸运者。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判死刑，他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雷蒙是不是我的同伙与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这有什么重要?今天，玛丽是不是又把自己的嘴唇送向另一个新默尔索，这有什么重要？他这个也被判了死刑的神甫，他懂吗?从我未来死亡的深渊里，我喊出了这些话，喊得喘不过气来。但这时，有人把神甫从我手中救了出去，看守们狠狠吓唬我。而神甫却劝他们安静下来，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开，消失掉了。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但是，对默尔索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物来说，这一判决却是最暴虐不过，最残忍不过的，因为它将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因而是司法领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

如果说，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

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

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这是“上帝已经死了”、宗教已经破灭、人没有彼岸天堂可以期待之后的一种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的理解范围里，现实世界对人来说只是人匆匆而过的异乡。这种人生观无疑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色彩，然而，面对着生而必死、劳而无功的生存荒诞，却又推石上山、虽巨石反复坠落山下、却仍周而复始、推石上山、永不停歇，这无疑又是一曲壮烈、悲怆的赞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有如此大悲大悯的情怀，对人的状况作出了如此深刻隽永的描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的震撼性的影响，这无疑给他在四十四岁的壮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一块巨大的坚固的基石。